Category Archives: 新闻与政治

                                      作者：236351781  发表日期：2010-10-5 16:50:00               时间顺序来写 小弟工科生至死对历史有兴趣 写不好也没能力深入只能累述 各位看官 了当笑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73774.shtml 1、西汉吕后回匈奴国书—最无耻女人比慈溪更甚　　《汉书》卷94记载着刘邦死后，匈奴和吕后间的一次国书来往。匈奴冒顿单于发来国书充满蛮横亵狎之气。而吕后回书的无耻更让人吃惊。　　　　　　冒顿来书中写着：“孤偾之君，生于沮泽，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偾，激动之意。源出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张脉偾兴”，即血压升高，血流加快，紧张兴奋。“孤偾之君”就是“孤独的、处于性亢奋状态的君王”，说吕后“独立孤偾”意思也相同。“沮泽”是湖泊，应指其绿洲。“平野牛马之域”当然就是大草原。　　　　其中“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可不是说他想来旅游，而是说他曾数次侵犯边境，现想来灭中国。这 就和曹操占了荆州后，要吞江东，给孙权写信说要“与将军会猎于吴”类似。　　　　至于“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思清楚，不解释了。再解释就要触犯扫黄办了。　　　　　　在收到此书后，吕后不高兴。她的妹夫樊哙说要以十万兵横扫匈奴，这当然只是在大姨子前表现一番。在此之前，刘邦曾被匈奴围困，差点要了命。当时根本就没有出塞打匈奴的条件。在大臣的劝说下，不再说打了，要和亲求和。于是吕后回了信，在信中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并送上两辆车，送女人和亲。　　　　“单于过听”中的“过”字有过失之意，过听即误听。汙意思和污相似，自汙就是把自己弄脏了。过听和自汙有什么关系？省略了些话。如把这几个字用括号括起来加上，就是：“我老的不行了，您单于不知误听了什么人的话，（要我来陪您睡觉），这会让你弄脏自己，有失身份吗。我们也没有罪，饶了我们吧！”　　　　　　当时汉军横行匈奴是不可能的，但是，防守也不是不可能。匈奴虽气势汹汹，但从来没有占领过中原大片地方，甚至长期占领小片地方的事也没有。后来，文帝景帝时多曾以防守姿态对付匈奴，也不是不可以。所以，尽量不触犯匈奴是对的，但是，怎么能写这样无耻的回信呢？　　　　起草的当然是大臣，但吕后怎么能容忍呢？不奇怪，吕后被囚于项羽营中多年，除审食其陪她外，还经历了什么，就不知道了。显然，只有是“过来人”，才能对这样的语言听之任之。　　　　单于无文化无教养，写那样国书不奇怪；吕后这种无尊严的女人回这样的信，也可理解。这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最有辱国格的国书。     　　2、五胡乱华—汉人史上最黑暗时代差点变成高加索人（这里借用西祠胡同一段 小弟写的实在不如他好 ）　　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 　　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 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这在今天听来就如同《指环王》里所描述的魔兽世界。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 　　历史前进到了这里，我们必须要详细了解一个在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雄奇人物：五胡乱华时代的战神天王—冉闵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五胡乱华，胡族大肆屠杀汉人的纷乱年代，老百姓为了活命，迁徙的流民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冉闵的父亲冉瞻就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普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谵，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他下令邺都城门大开，凡”六夷” (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 一夜之间，方圆几百里的汉人，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面涌；而一直以邺城为老窝的羯胡及六夷外族，推车挑担，拼命往外跑。 冉闵意识到这些胡族终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始终是中原战乱不绝的祸根，便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组成联军连番围攻冉魏政权。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　：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　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 　　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 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 … 繼續閱讀 →

    更让萨科奇夫妇感到惊喜的是，在北京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艺术家演奏了两首布鲁尼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Quelqu’un m’a dit（“有人告诉我说”）中的两首歌曲，也成为法国媒体上的轰动新闻。法国《解放报》的报道标题是Accueil en fanfare pour Carla Bruni en Chine，这句话中的fanfare是双关语，即表示隆重的欢迎仪式，也表示军乐，所以意思是“布鲁尼在中国受到隆重（军乐）欢迎”。据报道，军乐团演奏了La noyée（溺水的女孩）的曲子，并有一位女歌手用法语演唱了布鲁尼作词作曲的Tout le monde（每个人）。   布鲁尼写的“每个人”这首歌，是法国电影《天使的肌肤》主题曲。委婉悠扬，却并非风花雪月，充满了人生的感慨，相当感性，法语原文和参考译文如下：     Tout le monde est une drôle de personne,每个人都是奇异的人Et tout le monde a l’âme emmêlée,每个人也都有一颗躁动的心灵Tout le monde a de l’enfance qui ronronne,每个人都有一段懵懂的童年Au … 繼續閱讀 →

电视截图显示澳电视七台记者阿莫尔（右）从澳电视九台职员塞莱斯蒂诺手中接过获救女孩■新华/法新（1／4张）   　　澳大利亚记者放下手中报道　成功救出废墟下一名海地女童—— 　　澳大利亚两家电视台记者赶赴海地参与地震报道。废墟中传来婴儿啼哭，一名记者放下手中摄像机、开始挖掘，一名记者跳入坑内……救人成功，“抢新闻”失败。然而，正如一名记者18日所说：“这一刻，超越新闻。”   　■放下摄像机钻进瓦砾中 　　电视九台摄像记者理查德·莫兰2003年凭借堪培拉山林大火电视报道，摘取澳最高新闻奖“金沃克利奖”，成为迄今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电视记者。 　　然而这一刻，当听到废墟中传来婴儿啼哭时，他放下摄像机及所连麦克风，弯腰开始挖掘。 　　电视九台译员兼保安戴比·塞莱斯蒂诺“个头不高，瘦削而结实”，丢下一句“我觉得自己能够进去”，便钻进瓦砾之中。 　　塞莱斯蒂诺用克里奥尔语朝里面喊：“能朝我走来吗？”黑暗中，出现了一张小宝宝的面孔。 　　“废墟中出现这个小女孩，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没有再哭叫，只是惊异地看着大家，就像是头一次看世界似的。”彭福尔德说。 　　站在洞外的电视七台记者迈克·阿莫尔从塞莱斯蒂诺手中接过婴儿，用清水冲洗掉孩子满头尘土，然后喂她喝东西。   　　■信仰超越职业压力 　　电视七台拍摄下阿莫尔抱着孩子喂食的独家画面；电视九台什么也没拍摄。不过，似乎忘记同行间竞争，两家电视台共享这一视频画面，于16日晚间新闻时段播出。 　　“这一刻，超越新闻，”阿莫尔说，“山坡上所有人都在关注那个小姑娘。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是戴比钻入洞里，挖掘，继续挖掘，直到找到那个小姑娘。他是英雄。”回忆当时情景，塞莱斯蒂诺说：“我能听到她……我必须继续往前走。” 　　“我为电视九台新闻团队感到骄傲。他们把小女孩安危置于自身安危之上，把心中信仰置于职业压力之前，”电视九台新闻部主任卡尔弗特说，“是的，他们为救人而放下摄像机，但他们后来写出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们帮助挽救了一条生命。”  

 《南方周末》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 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 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 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 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 一。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显然的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 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 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 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 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 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 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99、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 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 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 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 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 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性。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 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 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象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南方周末》 by 刘瑜 drunkpiano ——————-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 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 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 篇文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 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 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 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 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 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 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 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 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 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 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 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 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 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 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 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 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 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 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只有一个国家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   柴静演讲实录 （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 柴静：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谢谢各位。

  数月前季羡林离去，人文界痛失大贤。这一回，是钱学森。不同的领域，一样的是大师头衔。巧的是，季羡林与钱学森同是1911年生人，在学界成名也是差不多的时间。只是，各自影响的时代有些不同，钱学森的影响自毛时代就开始了，季的影响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北大校园里的季羡林与中科院红色小楼里的钱学森生活中似乎谈不上有何瓜葛，但他们在主流表述中的身份却很接近，一个被认为是“北大的旗帜”，一个是科学家的楷模。新华社为建国60周年拍摄了的《感动中国人物志》，钱学森那一集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煽情，“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轨迹，光耀祖国的天空”。这是后人送给钱老的墓志铭，只是这句话政治色彩过浓，钱老未必喜欢。也许，钱老更希望后人也能注意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关于钱老回国的话题在坊间版本里与主流叙述有不一致。大致上，这也是一个规律，大凡政治模范的故事总要有另一个版本流传。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其实不必过于苛刻，斯人已去，身后论其短长颇不厚道，还有人把文革中钱老的表现拿来说事，就更不厚道了。科学家身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本来就是时代的问题，与科学家本人有什么关系？试想，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遭到监控，科学家在政治面前的尊严还有几何。政治的冷酷在于，他需要科学家有国籍，也需要科学家有政治信仰，所以科学家对政治向来不是躲就是避。至于因为形势所迫，科学家作出一点点政治表态，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因为否定过去的政治而否定与过去的政治有关联的科学家的表现。因此，我们无需计较他本人是否申请过美国国籍，也无需再追问他回国的真正动机。钱学森能回国就已经够了，不是吗，况且他还带回来一位漂亮多才的太太。 在属于钱学森的时代里，科学家是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象征，因为与政治的天然绝缘，科学家是国家的宠儿。与此相对的则是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波谲云诡，比如季老，坐过牛棚、挨过批斗，平反后重新获得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和钱学森代表了各自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而钱老则是他那群人中最后的谢幕者。这群人有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竺可桢，再远的还有詹天佑。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偶像，至少80后之前的数代人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因为他们，“长大要做科学家”成为几代人儿时的梦想，那些梦想背后的支撑，正是这些教科书上熟悉的名字。 钱老的离去，让当下中国学术界更显尴尬。几十年了，科学界拿得出手的还是这几个人。航空领域虽然一贯成就斐然，与此相对的却是基础自然科学领域大师难寻。10月12号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坦陈为教育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内疚”。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个可笑的对比。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每年出去的才几十个人，回来却是大把的大师。而如今，海归每年一大把，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更为吊诡的是，钱学森的时代，国家一穷二白，科学家们愿意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学术环境，回国建功立业，如今大学生、研究生、院士、教授多如牛毛，多数人却向往着到国外去。人们于是把钱学森们称为“中国的脊梁”“民族英雄”，以此来表达对当下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之前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更是引来舆论对中国教育一片质疑，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人们发现，得诺奖的几个华侨都是国外教育背景，其实钱学森这一代的顶级科学家不也都是清一色的国外教育背景么。 如果我们深究一些，就会发现其中的要害之处，学术获得大众的认可很少是因为学术本身，政治角度考量的学术价值似乎才是主要标准。人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没有大师，另一方面，从来不会给予大师们成长的环境。对于科学家，人们的评价过于功利，对学者本身的成绩往往缺乏足够耐心的考量，多数情况下还是跟着政治风作墙头草。钱老逝世前两天，贝时璋老先生去世，舆论和媒体呈现出“重钱轻贝”格局，这并不出人意料，不少人可能都不知道贝时璋，与钱学森同时去世，估计也是贝老不愿意看到的。学术界的乱象横生与这种大氛围极有关系，某些配不上院士的成了院士，配不上大师的成了大师，与此相比，一些皓首穷经枯灯黄卷的人却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某一天，因为某些需要，人们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于是，一个被遗忘的大师又产生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谓不多，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总是寻常。 季羡林与钱学森，在09年结束了他们各自生命的乐章，如果他们留下的空谷余音还能激起一些回响，那也是老人们最后的贡献吧。（文/朱迅垚，有删节）

读完全文，我就一句话，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绝对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华丽最漂亮的语言，没有之一！ 英语能成为世界语言，就是因为它最简单最弱智，而英语对我辈来讲，只有工具之用。因此，在我的认识里，英语没有所谓的“文学”，和汉语比，英语根本不配拥有“文学”这个词~ 能掌握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则我辈死而无憾…… 欢迎转载~~ 奥巴马胜选演说·文言版 Source: http://thisisdongdongqiang.cn/archives/1577 ============= 〈奥巴马胜选演说·文言版〉 东东枪 译 Hello，Chicago! 芝城父老，别来无恙，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 繼續閱讀 →